韩素音是中国人民所崇敬和热爱的一位英藉中国著名女作家。她的父亲是四川俾县人，早年留学国外学习建筑学。母亲是比利时人，信奉天主教。二人结婚后，随父亲回到四川工作。她的父亲家是个大家庭，有公婆、叔婶，都住在一起。爱情的力量，使一个年轻的外国姑娘远涉重洋，来到中国内地，生活在这样一个众多人口的大家庭里。由于她信奉天主教，为人心态平和，善解人意，使她很快地习惯了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，融入到了一个纯粹的中国式的大家庭里，生儿育女，住了下来。
1949年解放前夕，由于对共产党的误解和惧怕，在万般痛苦中，她携带儿女离开中国。
韩素音自然也随母亲告别父亲，回到西方受教育，后来她离开家去学医。她的学习和生活道路都是坎坷不平的。行医是她最初的谋生手段，但实际上最感兴趣的是文学，并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。在学医的过程中她开始写小说，竟然非常成功，一举成名。渐渐地她弃医而专事文学创作，成为了一位有名的作家。
1945年，我的丈夫叶君健被英国战时委员会聘请，到英国宣传中国人民坚韧不拔、英勇抗日的决心和战迹，以鼓励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士兵的士气，共同抗击德国法西斯。他一面完成宣传任务，一面见逢插针写文章，因此与英国当时的两大派文艺界人士经常有所往来。一派的代表人物叫布瑞斯特利（Briseterly），以写大众化人民文学为主，很受群众的欢迎与尊敬，尤如中国的老舍先生，因此在二次大战中他每周被邀请到电台向群众做报告，以鼓励英国人民英勇杀敌。叶君健和他成为朋友。他的家原本住在伦敦，文艺界的人士常到他家做客。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北欧，如丹麦、瑞典、挪威等国家之后，又准备大举进军英吉利海峡，便大肆轰炸伦敦，伦敦市民只有疏散到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布瑞斯特利一家人也迁居到一个名叫怀特岛的小岛上。每次敌机大轰炸时，许多友人便聚集在布瑞斯特利家中小住。
我的丈夫和韩素音就是在他家里相识的。据我丈夫对我说，当时韩一面做医生，一面写文章，年仅二十七、八岁。由于她既有西方人的深眼窝、白皮肤，又有东方人的黑白分明的亮晶晶的眸子，高挑窈窕的身材，因此在众多人中很抢眼，可谓才貌压人。他们相识后，彼此很投缘。布家当时也有四个风华正茂的女儿，婚姻大事自然是父母的一桩心事。布家夫妇千方百计为女儿们安排机会，让她们从客人中选择优秀的男青年为伴。所以布家经常有客人来来往往，也常举行晚会，叶君健也常被邀请。
1988年我随叶君健访问剑桥大学，顺便拜访了他以前的老朋友。布的几个女儿都邀请我们去做客。我从她们四姐妹的照片中看出她们年轻时美丽动人的相貌，细白皮肤，长睫毛，大眼睛，金黄头发。我一下子想起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我带着两个乳臭未干的儿子住在重庆，敌机天天轰炸的情景，真是狼狈不堪。当时在怀特岛布家，韩素音和我丈夫常常见面，而布夫人也坦率地向他示意，希望他在几个漂亮的女儿中，包括韩在内，选择一位他所爱的人。在这众多的美女中，加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压抑和苦闷，一个单身男人远在异国他乡，和别的女人坠入情网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。但是我的丈夫叶君健却没有被这几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冲昏头脑，后来想想，实在难得。
抗击法西斯匪徒的艰难岁月终于过去了，希特勒在欧洲战败，日本帝国主义也投降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我的丈夫叶君健于1949年11月回到中国。
叶君健于1949年回到中国，在这之后，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。在欧洲六年所建立的社会基础和老朋友便全没了联系，而西方的朋友甚至误会他从西方回国，一定是被共产党所指控，甚至可能不在人世了。而实际上，叶君健正全力以赴地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做出他应有的贡献，同时在对外文艺宣传工作中起着桥梁作用。1962年，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。由夏衍任团长，叶君健作为团员之一兼秘书出席这次会议。当时的政治形势险恶。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。在亚非会议上，作家们也出现两派观点，一些人赞成苏联的路线，一种倾向中国的文艺思想。实际上，会议的焦点在于中苏的分歧。
在会上发言的人有印度的著名作家安纳德，他是尼赫鲁的忠实拥护者，赞成苏联的观点。在二战期间，叶君健在剑桥大学研究西方文学时曾和安纳德住同一宿舍，建立了很深的友谊。这次久别重逢，二人自然讨论起亚洲文学。叶君健诚恳地希望安纳德在大会发言时不要抨击中国的文艺路线，以维持中印友好关系。
韩素音当时在东南亚很有影响，她每逢去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，都是苏加诺和西哈努克的座上宾。她在大会上的发言，会有较大的影响，甚至影响到东南亚文学艺术的发展倾向。叶君健找到了韩素音，经过多年的离别和相互的挂念，二人都非常激动，感到很亲切。韩向叶诉说了这些年来老朋友对他的担心，对他的挂念，对他所遇到的情况的种种推测。这都是因为外界对中国的情况的种种传闻，让人听起来毛骨悚然。这次俩人在会上相见，是对那些无稽之谈最大的驳斥。
叶君健是个沉默寡言，遇事冷静，深思熟虑的人。他望着韩微笑着说：“我无需多做解释，你只要看看我本人的样子，又来参加国际会议，自由自在，便可以说明问题。人们的想象、道听途说不足为证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身临其境，自己去新中国体验一下。”
韩说她的父亲、叔叔等都在中国，他们互相都很想念。
叶又强调说：“你必须去中国看看，首先你和中国有关系，又有感情，要让中国知道你是拥护中国的一名作家。”
韩领悟到了什么，说道：“我这次在会上发言应该慎重，是吗？”
“对，你是一个在东南亚有影响的作家，作为一个作家，说话应留有余地，应该含蓄，只有你对中国有了深入的了解，你说话才会起到重要作用。”
韩这会儿完全领悟了，愉快地说，“叶，我很感激你，你真是及时雨，给了我一次仔细考虑问题的机会。”
他们谈话之后，热情地拥抱并表示以后要常常见面往来。
在那次会上，韩的发言没有一丝对中国不利的话语。
叶和韩谈完话之后，立刻来到中国驻开罗使馆，请求当时中国驻开罗大使陈家康会见韩素音，并邀请她回中国访问。陈家康大使是叶君健武汉大学同学，他们在学校时一起做过地下工作，所以彼此很了解。
陈大使按叶君健的意见，请韩素音回中国访问。
从1962年起，韩几乎每年都回中国探亲，访问，并到俾县寻根，探望父亲的家庭成员。父辈只有一个婶母还活着，韩对也尽了一个侄女的孝道。她对其余的堂兄妹们也很有感情。她也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作家。
每年韩素音都要回中国一次，她也为中国做了许多事。有些事别人也未必做得了，她都设法帮助解决了。另外，她也交结了许多中国的作家和朋友，有些人还通过她到国外访问。她为一些公共机构作了一些有益的贡献，比如冰心儿童文学奖，中国翻译家协会，季羡林组建的科技奖都得到了她的支持和赞助。对水灾和其它的公益事业她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，把自己的积蓄捐献出来。
韩素音每次来中国，下榻之后，就立刻给我家打来电话，报道说：“老叶，我回来了。”之后，便安排时间到我家来看望。
她和我丈夫在一起，有时要谈很长时间，谈世界文艺动态，谈中国文艺思想，谈艺术未来的方向。有时我听得直打瞌睡，便对他们说，“我累了，对不起失陪了。”韩说，“苑茵，你招待我很累了，只要你放心，就去睡吧。”
我对我丈夫的女朋友们从来没有什么反感，或不愉快，只要她们到我家来做客，我总是热情招待，渐渐地，她们都成了我的好朋友。但我有时也和丈夫开玩笑。有一次我对他说，
“你在英国时和她相处那么融洽，为什么不和她结婚。”
“你真是小家子气，男女交结就非要谈婚论嫁，那这个世界岂不乱七八糟？”他答道。
我又逗他，“她漂亮，能干，有名有钱，你不喜欢这些吗？”
他不耐烦了，“这不是我的人生目标，少和我说这个吧！”
后来，韩素音的丈夫陆文星每次来中国，也到我家来作客，大家都成了朋友。
1992年3月底，第七次全国政协会议结束，叶君健回到家中便说腰部剧痛难忍，像钢刀锯骨一样。我们一家急得四处寻医，最初几个月一直被误诊为由于长期伏案而作，落下的腰肌劳损。经过一段的治疗，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日渐严重，以致身体消瘦，不思饮食。最后住院检查，确诊为前列腺癌扩散到骨头和肺部。医生的结论是只有几个月的生存时间了。得了这种令人谈虎色变的病，全家人的心情可想而知。但顾不了别的了，家人全力以赴，尽力救治。叶君健是一个性格坚强，不畏难苦的人。平时做人温良恭俭让，从来都是在和时间赛跑，不知什么是休息，什么是享受。这一下让他卧室不起，是他最大的痛苦。
不管我们想什么办法，他的疼痛却一直在折磨着他。我每天做好晚饭，亲自送到医院，一口，一口地喂他。每到傍晚，他就伸长脖子，透过窗子向外张望，盼望着我提着饭盒出现在他的病床边。
一天，天气阴沉，下着绵绵细雨，从医院大门开进一辆轿车，一个高高的身影从车里迈出。他透过雨丝，想到又是老伴送饭来了。但病房的门开了，进来的人是他的老朋友韩素音。
他楞住了，呆呆地望着韩。韩却很镇静，面带微笑地走近病床，弯下腰，亲吻了叶的面颊，并说道，“老叶，没想到吧，我来看你。你看上去很好。”她没有表现出对他的病的难过和担心，相反却表现的很沉着，快乐。这也许是因为韩曾是个医生，她懂得要用冷静的态度去影响病人，给病人的暗示是藐视病痛，有信心战胜。叶很高兴，真的似乎减轻了病情。他们谈了好一会儿，情绪一直很高涨，没有什么感伤。
后来，叶对我说，她来时，我没有觉得痛。就是痛，我也要忍着，我不愿意让她看到我被疼痛扭曲了面孔。
那天他的情绪很好，在那以后，他的病情也奇迹般地一天一天好转起来。当时，正赶上我的大儿媳放暑假，日夜守护在他的床边，倒屎倒尿，医生和病友们无不称赞。二儿子一家得到消息后也立即从国外赶来，为他寻医找药，全家人全力投入到这场与癌魔抗争的战役中来。有朋友的关心，领导的关注，印度作家安纳德去医院看望他，韩在临回国前又第二次前去探视。在众人的关爱下，这场战役到底是我们胜利了。叶君健于11月出院了，病情完全得到了控制，这真是一个奇迹。
回到家里后，我和叶君健又安安静静地过了五年平稳的日子，这期间他又奋力写了好几本书。自然，韩每次来中国，都照常来看他。1995年当韩在中国过生日时，我们夫妻二人还前去为她祝贺生日。
但不幸的是1997年底，叶君健的病复发。由于有第一次对他的病的护理经验，加上四、五年来医药的发展，我在思想上一直认为他终归会好起来的，不会有生命的危险。但是事与愿违，尽管全家人以不惜一切的心情来迎战，病魔最后还是夺去了君健的生命。他于1999年1月5日离我而去，带着对家庭、对祖国的无限眷恋。我沉浸在悲痛之中。
两上月之后的一个深夜，我家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。我拿起了电话，有人喊了我一声“苑茵！”我立刻听出对方的声音———是我们的老朋友韩素音。我们远隔千山万水，相对而泣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最后，韩对我说她骨折，长期住院，头一天才出院，得知叶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悲痛，明知我这里是深夜，还是给我打来电话。她劝我不要太伤心，她能理解我，因为叶不仅是我亲爱的丈夫，也是她最好的最可爱的好朋友。我们俩人又泣不成声。最后她说，
“中国是我感情的寄托，老叶走了，我们也都老了，但希望你保重，写信给我，有什么困难一定告诉我。”
我也说，我的儿女们很孝顺，请她放心，希望她回北京，我们再相会。
电话挂上了，我却一夜未眠。一切一切都像在睡梦中，往事历历在目，真是人生如梦啊。
老伴在病中卧床不起时，在精神稍好的时候，录下了几盒音，其中一盒专谈了他和韩素音的交往和他们之间的感情。其中有这样的话语：
“韩素音来看我，我既感到意外，又给了我带来极大的安慰，我感到非常愉快。这再次证明，青年时代的朋友难以忘情。当初在生活艰难的条件下所结成的友谊，以共同理想为基础的友情确实是永恒的。她对我的感情没有变。在工作上，她仍然在写小说，编刊物。我虽然做多少年的外语工作，但只要有机会，有时间，我也在不断的写文章，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和理想。这也是我们友谊的基础…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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